《暴乱：动荡》配置要求一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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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前言
《凯歌行进的时期》、《曲折发展的岁月》、《大动乱的年代》是1989年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《1949一 1989年的中国》中的三本，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，这几册 曾多次印刷，常销不衰。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，曾被龚育之先生誉为“当 时是名声很大的书”。龚先生在《读林蕴晖〈走出误区〉》一文中如是说：“林蕴晖 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。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，是在读那 四卷一套的《1949一 1989年的中国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）的时候。我那时准备参加 写作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》，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。那四 卷书，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，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。” ?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个年头，鉴于市场仍有一定需求，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 助，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的审读，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，使这三本书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得以再版，作为作者是深感庆幸的。在此，我们 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，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 编辑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为保持书的原貌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 付排。书中的不足之处，恳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作者 2009年2月
①原栽：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《学习时报》2005年9月26日，第3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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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，说它“史无前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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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系统：Windows 7;Windows 8.1;Windows 10（只支持64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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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接设备：键鼠，耳机，手柄

• 《汤姆克兰西：全境封锁》是由Ubisoft Massive开发，Ubisoft负责发行的一款第三人称射击类游戏，于2016年3月8日在pc、ps4、xboxone平台上发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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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动乱指的是1966--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。

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，国民经济发展缓慢，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，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。这十年间，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，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。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，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。自七十年代起，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。但是，由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影响，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，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，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。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“大革命”，对教育、科学、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，影响极为深远。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，学校停课，文化园地荒芜，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，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“文化断层”、“科技断层”、“人才断层”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，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，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，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。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，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。一些投机分子、野心分子、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，无政府主义、极端个人主义、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，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。

3.0风云再起,修改了一些国家名字,如阿拉伯变成了伊拉克,以色列变法国,当然这两个国家兵种也是新配置的,另外加了几张地图.

1966年8月18日，毛泽东身着军装接见红卫兵。那天，除了林彪之外，徐向前和其他各位元帅，都没有穿军装。在天安门城楼上，临时得到通知说，接见完红卫兵之后，毛主席要和元帅们照相。元帅们的工作人员，都急忙返回住地取军装。贺龙元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衣服，帽子又太小，搞得很局促。那张照片，是毛泽东和元帅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张历史照片。
1966年秋，红卫兵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不久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政机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。军队院校有的“造反派”向林彪当面告状，说军队院校“镇压群众”，“限制太多”。于是林彪提出：发一个紧急指示，军队机关、院校和文体单位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完全按地方一样搞。10月5日，以军委名义，发出了《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》，取消了院校党委领导，强调“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，和地方院校一样，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，要充分发扬民主，要大鸣、大放、大宇报、大辩论，在这方面，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。”从此以后，军队院校和机关就大乱起来，军队与地方的一些“造反”组织，相互串联、勾结，相继发动了冲击军事机关，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。11月8日，一批“造反派”把木板搭到警卫部队战士的身上，踏着“人桥”，疯狂地冲进国防部大院和总参谋部大楼。随后不久，在林彪的坚持下，军委发出了关于军队军以上机关开展“四大”的通知。徐向前向林彪提出，各大军区开展“四大”不要全面铺开，可分批进行。因为军队肩负着战备任务，特别是地处沿海、边防的军区，即使内地军区，也要区别情况，如武汉军区地处水陆交通枢纽，搞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。要搞，可以在一两个军区试点。徐向前这个意见，实际没被采纳。
1966年国庆后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，肖华向徐向前说，请老帅们接见一下军队院校来京的学生。徐向前说，你们准备个稿子，请叶帅代表大家讲一讲就行了。肖华说，还是请老帅们都讲一讲好。
过了几天，肖华给徐向前送去了讲话稿。徐帅看后，加了加强战备的话。11月13日，在工人体育场举行全军院校10万来京师生大会。周总理、陶铸副总理，陈毅、贺龙、徐向前、叶剑英参加接见，周总理、陶铸副总理接见后退场，由四位老帅讲话。他们在讲话中，表示拥护毛泽东领导和发动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但共同的是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性。陈毅在讲话中说，有的同志头脑发热，给他一条冷水毛巾擦一擦有好处。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：“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，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警惕，不容丝毫的松懈。”叶剑英说：真理是真理，跨过真理一步，就是错误，就变成了谬误。学毛主席著作，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，不是迷信。不要光注意背书，不会行动，那样就会变成教条了。老帅们从稳定军队出发，苦口婆心地引导。叶剑英讲话时，兽医大学的一名学生递了一张条子，质问今天的会议经过林彪批准没有？叶帅看了条子很气愤，当场念给大家听，说：“他怀疑我们偷偷开会，大家相信吗？总理和陶铸同志都来了嘛。四位军委副主席的讲话，我们是集体讨论过的，这能说是背着军委开会吗？”贺龙元帅当时已受诬陷，他出席大会，引起了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忌恨。江青气急败坏地说：“你们把贺龙拉出来亮相，是向中央示威！”
在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怂恿、支持下，“造反派”把矛头指向几位老帅的讲话。有几个院校成立了“批资筹备处”，在大街上公开刷出“陈、叶讲话必须批判”的大标语。军队内的“造反派”开始冲击军事领导机关，揪斗军队的领导干部。
11月29日，全军文革再次安排陈毅、徐向前、叶剑英几位老帅接见军队院校师生。会场上气氛有些紧张，贴满了批判几位老帅11月13日讲话的大标语，还有什么“炮轰”、“火烧”之类的话。叶帅和陈帅发了火，规劝大家正确对待路线斗争。徐向前因头疼加剧，没开完会议，就先退出了会场。
老帅们的两次接见，都使江青恼火，她叫嚣军内有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”，要“改组全军文革”。1967年1月初，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，被斥责为军队中“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”，被撤掉全军文革组长的职务。
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，使徐向前越来越难以理解。他忧心忡忡，不知道这场“大革命”会导致何方？
1967年1月6日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徐向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，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。他毫无思想准备。　　会客室里气氛沉寂。徐向前这位领兵几十年的老元帅，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全国胜利以后，对于党分配给他的工作，从不计较。他认为升迁和调动，对一个革命者、特别是一个军人来说，只有“服从”二字。由于他多年身体不好，患着严重的偏头痛和胸膜炎，这些年抱病参加一些工作，已是力不从心了。他的身体状况，党中央和毛泽东是了解的。真不明白，是什么人，在这个严酷的动乱之中，把他推了出来！是信任呢，还是其他的原因？
沉默了许久，徐向前自知难以胜任，便说：“我多年有病，对干部不熟悉，请转告毛主席，这个工作我担当不了。”杨代总参谋长说：“不行啊，这是江青提议，主席决定的。”
听说是江青的提议，徐向前一时难以相信。他和江青从没一起共过事，也从来没有私人接触。徐向前心里划着问号，本来就不平静的心情，更加烦躁和不安。对这场“大革命”，他和许多人一样不能理解，他期望着毛主席能更改对他的委任。
1月10日，江青派人送来了全军文革成员名单以及改组全军文革的通知。看来，中央文革把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徐向前明白他这个全军文革小组长已成定局，看了“通知”，当即表示了三条意见：
第一，新的全军文革未组成前，是否请中央文革出面先与各派群众座谈一下，交代一下政策；
第二，要讲革命性、科学性、纪律性，军队搞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不要党委领导不行。现在有的机关干部起来要求成立革命战斗组织，有这种苗头。尤其是空、海军，担负着保卫空海防的任务，战备任务比较频繁，指挥失灵了不好。机关干部成立战斗组织，形成几派就不好办了；
第三，部队中哪些人是“牛鬼蛇神”，建议在适当范围讲一讲。北京军区抓廖汉生，又要抓杨勇、郑维山；空军今天又把王辉球、成钧和常乾坤带走了，这个问题要研究解决一下，否则大家没有底。　　这三条意见的意思很明确，要稳定军队，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乱揪乱斗。显然和林彪、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人，从而埋下了下一步徐向前被打倒的祸根。
第二天，徐向前接到一个急件：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已经“军委通过，中央批准”。就这样，徐向前被迫仓促上阵，担任全军文革组长。命令还未公布，消息已经传了出去。许许多多的电话，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蜂涌而来。　　新的全军文革小组1月12日正式成立，组长徐向前，顾问江青，副组长肖华、杨成武、王新亭、徐立清、关锋、谢镗忠、李曼村；组员：王宏坤、余立金、刘华清、唐平铸、胡痴、叶群、王蜂、张涛、和谷岩。14日建立办公机构，在三座门开始办公。徐向前眼看军队各机关、院校一天比一天混乱，上任后，决定狠抓一下军队的稳定。他每天在电话机旁，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一样，下达命令，回答各方面提出的种种问题。原有的两部电话机不够用了，又新增加上两部。他在电话里，不止一次作出这样回答：　　“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！……”　　“军队不准大串联！……”　　“不准成立战斗队，不准打砸抢，不准乱抓人！……”
海军司令肖劲光被北海舰队的“造反派”抓到天津。徐向前闻讯后，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文革办公室，命令那里的“造反派”立即把肖劲光送回来。他语气坚定，态度明确，“造反派”不得不照办。后来他说话也不灵了，有些“造反派”公然在电话里和他争辩起来。
全国性的大动乱继续发展，军队院校、文体单位，工厂和机关的师生员工、干部大批涌到北京，要求澄清和解决问题。大批群众，大量问题，都压到全军文革来。
全军文革小组18名成员，有些人在中央文革，有些人只是挂名兼职。有的成员刚开始工作，就被揪去“澄清问题”了。办公室经常没有人主持日常工作，最后只剩下徐立清一个人左右招架。每天来访人员多至200多批。五花八门的“造反组织”的头头，整天包围着三座门全军文革办公机关。静坐、绝食、哄叫，有时连电话机都被占领着，搅得办公机关无法工作。一些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被揪斗后，身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江青、全军文革小组成员的叶群，隐藏在幕后，连电话都不接。中央文革还经常下达一些与军队要求相反的指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徐向前几乎每天要接见“造反派”头头，常为一个人的问题，或者一句话不符合“造反派”的口味，被纠缠不休。徐向前常常恼怒发火，头疼症频繁发作。周恩来总理关怀徐向前，对他说：“和他们(指‘造反派’)打交道，你要掌握8个字，就是‘多听少说，多问少答’。”
1月10日，中央文革在林彪的支持下，突然抛出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乱军口号。接着冲击军事机关，揪斗大军区领导人的事件不断发生。有的军区作战室被封，一些领导人被挂黑牌，画鬼脸。一些军队“造反派”组织的人员，开车直接到徐向前住地，要求他回答问题，无理取闹。
徐向前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。在一次军委碰头会上，他根据“十六条”精神和一些人的建议，断然提出5个不准：不准随便抓人，不准任意抄家，不准戴高帽，不准挂黑牌，不准游街等。会上，周恩来总理表示赞同，但陈伯达、江青不表态，结果无法作出决定。
1月中旬，陈伯达、江青蓄意整肖华。陈伯达在接见群众组织时说：“肖华不像个战士，倒像个绅士。”在陈伯达的煽动下，总政机关大楼里贴满了打倒肖华的大字报。周总理得知后，很生气，站出来辟谣。消息传到了毛主席那里，江青很紧张，赶忙令人覆盖大字报。1月19日下午，军委碰头会上，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“四大”问题，叶剑英、徐向前、聂荣臻三位老帅同江青、陈伯达、康生、姚文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。江青一伙叫嚷军队“不能特殊”。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和地方应有所区别。争来争去，僵持不下。陈伯达、江青等人节外生枝，又对肖华进行突然袭击。江青说：“肖华是总政主任，发文件，把总政和军委并列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叶群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，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，破坏文化大革命，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，等等。还有几个人发言批肖华，都有发言稿，说明他们是早有预谋的，只是老帅们都蒙在鼓里。散会时，徐向前郑重宣布：“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，不准外传，这是条纪律。”但是，会后杨勇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作了传达，总政副主任袁子钦的笔记本被“造反派”抢走。所以，晚上，战友文工团的“造反派”就抄了肖华的家，肖华被转移到西山才免遭揪斗。
20日上午，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。江青阴阳怪气地问道：“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？他躲到哪里去了？”肖华到会后，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。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，茶杯盖子摔到地上。叶剑英气愤地说：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，如果有罪，我来承担！说着，也拍了桌子，伤着了手骨。接着“大闹京西宾馆”一说就传扬开了。
1月23日，徐向前开了一夜的会，早上7点才回到家。他接近古稀之年，疲惫不堪，正想休息一下，这时墙外传来“我们要见徐向前”，“我们要见徐向前”的吵闹声，徐帅闻声心烦，抓起大衣旋风般地冲出房门，身后留下“哐！”的一响关门声。他面对“造反派”，正襟坐下，气势凛然。“造反派”多是些娃娃兵，没想到徐帅真的坐到了他们面前，一时手足无措，愣了半天，才有一个头头要徐帅对杨勇的事表态。徐帅在前一天已听说上面有人说了话：杨勇要“烧而焦了”，此时徐帅仍然说：对杨勇同志要“烧而不焦”，有错误可以批判，但不能打倒。
这帮“造反派”没有捞到什么，但他们总算见到了徐向前，于是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呼啸而去。
揪斗肖华后，又揪斗杨勇。眼看着全国各地党政机关瘫痪了，军队如果再乱下去怎么办呢？身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心急如焚。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，却得不到回音。在全军文革刚成立时，林彪曾规定：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，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，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，然后再报告他。但实际情况是，陈伯达、江青都很难找到。徐向前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他既不能眼看着军队乱下去，又不能按自己的见解行事。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，要求见林彪。回答不是说“身体不好”，就是说“已经报告过了”，林彪不肯见。
1967年1月24日晚上，徐向前毅然决定要直闯林彪的住地。他坐上汽车，才告诉秘书给“林办”电话通报一下。
在西城区一个名叫毛家湾的深宅中，住着林彪和叶群。外表不起眼的大门和普通建筑，掩盖着住宅内部的奢侈豪华。林彪忌风又怕见水，后院内却专修了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，四季温水不断。林彪为了坐在室内晒太阳，用进口的石英玻璃，安装了一个晒口。徐向前的突然到来，打断了林彪和陈伯达的密谋交谈，使他们有些不悦。不过，林彪还是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，接待了徐向前。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当前全军混乱的情况，提出：“军队不能允许建立战斗队，军队这样乱下去不行，要尽快搞个条条和规定。”
林彪听了，连连点头。他主持军委工作，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。当即表示，同意徐向前的意见。于是口述了稳定军队的“九条”并请叶帅、聂帅到毛家湾来研究。陈伯达当即告退。上述九条，经军委讨论通过后，确定徐向前、聂荣臻、叶剑英等去钓鱼台，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。去前，徐帅特意打电话给陈帅，请他也到会助阵。
因为陈伯达知道九条的内容，所以，老帅们到钓鱼台时，中央文革的人都在，还把总理也请来了。经讨论改为七条。当时陈伯达正和林彪关系甚密。他边把“七条”稿子装到徐帅口袋里，边说：已经通过了，你赶快回去吧！徐向前即刻把通过的稿子送到“林办”，回到家已是早晨4点钟。后来，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，主席批示：“所定七条很好，照发。”又批示：“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”。根据毛主席的指示，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。1月28日，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，毛主席同意照发。林彪很高兴，对毛主席说：“你批了八条，真是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”
文件以“军委八条命令”下达，具体内容是：
一、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，争取和团结大多数，坚决反对右派，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，坚决采取专政措施。
二、一切指战员、政治工作人员、勤务、医疗、科研和机要人员，必须坚守岗位，不得擅离职守。要抓革命，促战备、促工作、促生产。
三、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，应该实行大鸣、大放、大字报、大辩论，充分运用摆事实、讲道理的方法，严格区别两类矛盾。不允许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，不允许任意抄家、封门，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，例如戴高帽，挂黑牌，游街，罚跪，等等。认真提倡文斗，坚决反对武斗。
四、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、文艺团体、体工队、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，应迅速返回本地区、本单位进行斗批改，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，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。
五、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，要分别对待。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，要追究，如果是左派冲击了，可以不予追究。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。
六、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，不准冲击，不准串联。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、档案和技术资料，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。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，听候处理。
七、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。军、师、团、营、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，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，以利于加强战备，保卫国防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。
八、各级干部、特别是高级干部，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，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，认真与工农相结合，拜工农为师，参加劳动锻炼，改造世界观，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。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，应该交给群众教育，严重的，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。
“八条”的中心思想是：军队要稳定。这是不合乎江青一伙人的思想的。因为“八条”是林彪参与制定的，她不便反对，把嫉恨集中到徐向前头上。就在讨论“九条”的那次中央文革会议上，江青板着脸说：“徐帅老了，不能工作了！”她原以为徐向前既老又多病，要他出任全军文革组长，他可能挂挂名，不会管多少事，没想到他和她们唱起了对台戏！可是，“八条”经过了毛泽东主席和林彪，她只有内心不平。
“八条命令”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。然而，在“八条”下达后不久，由于江青一伙捣乱破坏，军队混乱的局势，仍然不能阻止。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，又连续发生。在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努力下，2月8日，军委又发布了通知：明令外出串联的人员，限期返回本单位。明令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。各单位接待站，从2月21日起，一律停止接待。2月21日，军委又发出了《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》，强调军队肩负着加强战备，保卫国防，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。军(含军)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，13个大军区机关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。接着，军委又发出一些指示和规定，但未能奏效。特别是对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战斗组织的指示，许多地方很有低触。各大军区开会宣传军委“八条命令”时，“造反派”冲击会场，说这是“镇压群众”，“又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”。毛泽东主席和老帅们一样，都在维护“八条”，1967年3月27日晚，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讲到“八条”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说：“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。现在看来，当时没有个‘八条’也是不行的。”